没在卫慧躺的草坪上晒太阳

2002-07-03 09:34:00     世纪家园

　　 　　　　　　　　　　 写在生日的3句话
　　　　　　　　　　　　　　　　　　　　原作者：张小丑
1：生命走过1/3
我向来就是个容易忘却生日的人，似乎对所谓的重要纪念非常淡漠。不过，在三里屯听说面前的酷哥黄果，跟我跳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如此之近，仍然非常高兴。

我喜欢1977这个数字，因为从小到大，不断地写它，写得手发麻、指生茧。总觉着，这该是个伟大的年份吧，诞生了我，现在看来，更伟大了，也诞生了黄果，还有紫上，等等。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价值连城。

俗话说，本命年不宜行大事。朋友送我一根红腰带，绑了几天，发现很不舒服，索性拿掉，挂在门后头当摆饰。我在2001年，24岁的时候，做了些自己都没想到的事情，比如在最顺利的职业点上辞职，告别“初恋”的饭碗，又比如和朋友创办“老小孩”，跟老头老太整天泡在一块，还比如有傻忽忽地冲回学校，叫嚷着要做研究要当老师……我喜欢这个年龄，它给我一个冒险的借口，让我还能理直气壮地去吃不同的果子，发现新的自己。

不要骂我，我总想着，我们的生命已经走过1/3，没到老古话说的“尔墓之墓拱已”，也到了小半截入土的境地。再不抓紧，时光跑掉，头发白掉，激情空掉，青春溜掉，还剩点什么可以咀嚼？所以，我决定在我24岁生日快要到来的时候，跟黄果诸君加油干，与天斗，与地斗，与己斗！

2：总要打破惯例
黄果兄建议把这篇关于生日的小文“搞大”，我就只能拿过去的陈谷子烂芝麻来“灌水”。坦白交代个人历史，似乎伤及隐私，回首过去，发现自己总喜欢打破惯例。且说四个阶段：

* 1992-1993

从煤矿子弟学校毕业，我妈晚了几天到招生办说情，虽然年纪小，一分之差，仍没上市重点高中。我死命要出那个小县城，决定去湖州读中专。老师指着报名卡说，你死读书，考不上大学，化工挺好，读吧。读就读，我在“化工”一栏里打个勾。

我在湖州中专里混了一年，橱窗里到处都是俺的名字，征文比赛、讲故事比赛、歌唱比赛、朗诵比赛……全都第一。天气似乎总在下雨，整个校园都迷糊，我老趴在宿舍的床沿上，疯狂地摘抄小树林般的句子。抱着散文杂志不放，在周记本上自信描图，个子小还拼命投篮。印象中，寝室门对着走廊口，女同学经过抬眼就能看到男生换裤子。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半年时间，下身的小树边都长满了草地。

93年春，我给校长打了报告，要退学，不想读，觉着那样的日子没奔头。我们很多同学哭得伤心，不是为我，是为他们自己，要不是为家里节约钱，想早点工作，他们中的多数也同样向往大学。几个人相互拥抱，泪湿衫巾，感怀深几许，愁肠伤别离。几个月后，我就回到安吉最偏僻的犄角旮旯，跟100多个高中生一起战斗。

我想，全国恐怕都找不出几个，象我这样，读过中专，违反国家政策，再读高中的吧。

* 1994-1996

呵呵，我终于来到上海。繁华的高楼，热闹的街市，按所谓的规定，被降到普通中学。可怜见地，上课班上一半要捣乱，嚼口香糖成习惯，不补课、不加班，这种学习跟乡下比简直“天上人间”。我不懂挤车，但车堵而拥挤，每天天不亮起床，在大堆的女人屁股中，彷徨忐忑的抱紧书包。在每天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中，我发现了比牛顿定律更重要的规律：一辆看似装满的公共汽车，实际上，还能塞进一倍多上班的人！

才一个多月，在这所出过李富荣的学校，我就成了所谓的“红色种子”。考试排名，看着第二名落下几十分，痛快而过瘾。拿作文奖，当小记者，在校长的指示下通过广播，用家乡的“苦日子”教化全校的学生。其实，我也没吃苦，不过，见过人家苦而已。校长到教育局去吵架，给我破天荒地争取到市三好的名额，但要去考，就花了两天跑步、拉引体向上、跳绳、文化考试，最后，抓住了机会，皆大欢喜。

96年，我对自己说，你要能进复旦，就算“额骨头碰着天花板”。结果，竟考上了新闻系。拿着通知单，发现全世界都搂在怀里。几个月后，带我们班的高考状元回学校办讲座，发现，我的照片被放大到伟人遗像那么大，贴在校门口的展览板上。傻的要四，呆得要命，成了所谓的“榜样”。不过，好歹，在学校的历史上，也算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 1996-1999

我的大学很失败，失败在没有好好花时间，在卫慧躺过的草坪上晒过太阳，也没有在寝室里陪兄弟尽情歌唱。当学生记者、报纸主编，到报社实习，给杂志写稿，团学联、学生会、班委，都混过。最高的官，是学术部长。别人老看我走路象跑似的，混身上下都墨绿，整个一根咸菜。我真爱吃咸菜，后来还把网络跟咸菜扯上了干系。直到毕业后半年的某天晚上，我读完寝室兄弟大宝写的纪实小说《象狗一样活着》，突然顿悟：原来我丢失了多么宝贵的大学，多跟大家一起泡泡脚，都是人生难得好时光啊。
当然，有人说我“现有制度下的最大得利者”，那是指：成绩排在年级第一，奖学金证书塞满抽屉，发表文章的简报可做三卷本，诸如此类。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叛徒”，做梦都想直升的研究生，却因为网络而决然放弃。99年春天，我象只苍蝇似地在学校办公室里乱转，强调着，要去网络公司，不读研究生啦，求老师开恩放行……不过是一张纸的问题，却要耗费无数唾沫和腿力。

其实，我不好，接受了直升，还变卦。浪费名额足够可恶，欺骗学校罪名重大，但我没办法，谁叫我那时候彻头彻尾地爱上网络呢？如果放弃读研不算特例，那么，工作一年，还能再回去，该算特例吧。我很高兴，学校象我妈，总给我机会。

* 2000-2001

我在网络公司正而八经上了半年班。住着豪华的宿舍，出入高档写字楼，拿着不错的薪水。可是，最喜欢的还是我的办公桌，身后整堵墙都是玻璃，伸懒腰能看见天空。在这个角落里，拍过一张瞪大眼睛的照片，后来被用到各个网站的专栏上。
同学曾在《新周刊》写文章，把复旦说成“最小资的大学”，开头就把我的事情给兜出来。有段时间，我疯狂地迷电影，淘碟片，上影院。我承认，真小资啊！坐在电影院吃苞米花、喝可乐，在衡山路的fullhouse 盯着女调音师男式装扮发呆，在汉缘书吧的壁画和复古家具里徜徉。可惜，这样的日子很快被IT自由撰稿打破，开始疯狂上网，不要命地写作。
我的电脑在床边，半夜两点，还上网。我吃东西，喝了水，洗完澡，眼睛痛得厉害，严重警告自己：不许上网，赶快睡觉。钻进被窝，关了灯死寂无声，电源灯亮着。似乎发现希望，我又跳起来，去开电脑……我对自己说过好多遍：再这样下去，你迟早要死在电脑前！可我象吸了鸦片，中了毒，不上不行。
今年的3月，我从那家网络公司出来。许多同学骂我傻啊，那么好待遇你还不要？老实说，我怕他们说我没出息，外头都冷地天寒地冻，你还在网络公司热火朝天。才半年，公司提升当经理，嘴上没毛脸上却有光啊。可我，总不满意。
我好歹出来了，一身轻松，搬来和我的合作者住。我们有了个新公司，准确说，是我自己的孩子。年纪轻轻就当“爸爸”，我还没法一下子适应。不过好在，“老小孩”实在是网络时代“伟大”的产物啊！80多岁的老太，满头大汗横跨城市跑到公司，晚到几分钟怕学不到知识，急得要哭啦；教老人如何用电子邮件，一个个坐在板凳上、挤在茶几上，听得象虔诚的教徒。我用自己的freemail给一个老太发了封test邮件，又说，好，现在我教大家如何删除邮件。“不行！”那个老太唰地跳起来，大声喊出来，“不能删，这是张老师给我发的第一封邮件啊！”
我还能说什么，幸福也许就是被需要。何况是被老人们需要？我很幸福，在我24岁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实践网络的幸福大道，既为那些需要网络的老人服务，也为几十年后的自己服务。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决定！

3：永困网中央
关于这点，我几乎说不出更多，衣带渐宽、为伊憔悴终不悔。在《经济日报》科技部实习，初步接触了电脑和网络；参加“网络主持人大赛”，靠这个赚了点注意力；进网络公司工作，更深刻地思考网络，更贴近地了解操作；做广播网络节目的主持，采访名流、获取新知；搞自由赚稿，用张小丑这个名字到处骗稿费；做“老小孩”，真正把网络跟事业相融合，发现快乐的意义。
我记得，很早一前，喜欢上一句话：如果你求爱未得，不是爱不存在，而是求之心切。在我24岁生日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同样喜欢这句话。我们活着，都在追求，要什么，不能急，关键在于：我们得相信，我们想要的是我们能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