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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年
从出第一本小说《晃晃悠悠》到现在，屈指一算才三年多，石康已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变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文坛新秀了。这三年石康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又写了《支离破碎》、《一蹋糊涂》，事后与《晃晃悠悠》构成了所谓的“青春三部曲”，接着又出了《在一起》，以及新近出版的《激情与迷茫》。为了和盗版争市场，还将前四部小说又合出了“石康文集”。尽管文学行业内好些人士对石康的小说嗤之以鼻，诮之以“畅销书作家”、“青春期小说”之类的，但还是拦不住石康的小说的销量和产量。看到每次聚会石康都有新书签名赠人，作家艾丹曾经倡议，大家凑点钱给石康，作为补偿，让他少写两本。
作为石康的朋友，我要说石康这三年最显著的情况是：成长。性格上的，知识上的，文学上的……。
在我认识石康的前五六年，他的确是那个“晃晃悠悠”的状态，有劲没处使，爱激动，紧张。
成功对于石康无疑是一针兴奋剂，一下子，文学、小说成了这个学过摔跤的家伙要搬倒的对手。
当然说文学谈小说，太大太多，还有点空泛，石康“本能”地把目标具体为中国的、当下的、风头最健的、文学界的“二王”———王朔和王小波。这不是我的杜撰，两个名字是石康自己点的，并且常挂在嘴边。
石康的雄心我不敢妄言，依我旁观者看，针对王朔，似乎是讲故事方面，生动，有趣，让人哈哈大笑；至于王小波，我着实没看出石康的小说和王小波有什么关系，后来，《一蹋糊涂》和《在一起》出来之后，我恍然明白，更多的是指王小波的随笔吧？
还是说说成长吧。先说性格方面。石康一个人独居在北京南郊的东高地，基本上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要是在写作，雷打不动地不出来混。写作间歇与朋友聚会时，石康比从前自信沉稳多了，人多的聚会时有生人出现，也不会脸红、结巴了。
和他小说里动辄十罐啤酒的“我”不同，现实生活里的石康滴酒不沾，酒局上一见场面混乱，没法聊天，抽身便走。
碰上姑娘，现在的石康能在无情地讽剌、挖苦、打击和适当的夸奖、恭维、表扬之间游刃有余，很少弄得像从前那样，姑娘当场翻脸，骂街，泼啤酒，直至大打出手。老熟人聚会的时候，一般他嘴都不停，把他的各种内心活动变为内心独白，愤怒、喜悦、寂寞、无聊、思想斗争、犹豫不决，进退维谷等等统统口无遮拦一股脑儿地倒出来，管你听，还是没听！我把他这种时候叫做“东高地的哈姆雷特”。只有一种情境下，石康仍然保持着他那特有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慌张，那就是他送给别人书，在书上留字签名的时候。有一次当着人的面，写成了“送给某某人收”。我还见过无数次地写错对方的名字，甚至自己的名字。
按张弛的话说，石康这些年来真是“像海绵吸取水分一样吸取知识”，一起逛书店，石康一买上千块的书，是常有的事，放在他捷达车的后备箱里，挥手告别时，你觉得那车都被知识压得沉甸甸的。他装修好的房子，本来书柜空着大半，现在不仅塞得满满的，而且漫延到了桌上、地上、窗台上、厕所里。有阵子石康苦啃哲学，那猛劲有点像只“疯狂的老鼠”，从罗素开始，随即窜到维特根斯坦身上，接着一路往上窜，踩着尼采、叔本华，绕过黑格尔和康德，冲向斯宾诺沙、笛卡尔，直奔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最后把西方哲学一勺烩。那时候后半夜电话铃一响，我接起电话，准是：“喂，老牛么，他维特根斯坦说……”———这大半夜思维跳跃的。聚会时他也不放过每个人，对哲学问题侃侃而谈，但是说实话，我们周围这些朋友，对哲学能知道若干名词
，听说过几个人名，就算私下里用过功的，要说三道四，没人有这个胆子。石康突然单方面把聚会谈话的学术和智力水平拔高了一个档次，常常弄得大家哑口无言，不得已只好用“默默”来抵制。我想起辛格的一篇小说叫《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在他讲到斯宾诺莎一边磨镜子，一边献身哲学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并且管他叫“东高地的斯宾诺莎”，石康对这种不着调的回应渐渐地灰了心，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按石康自己的话说，“改单独钻研了。”
石康读书的另一大类，在我印象里是传记。一段时间里石康的言谈话语里会常常提到某个人，提起某个人在某个人生关头做出了某种选择，以此来证明某件事。这时他一定是在读这个人的传记。小时候读传记常常想从伟人身上辨认自己，如有相契，便欣欣然。长大以后，这种自欺的兴趣消失了，更多的是玩味一种人生境况，从中发现言与行之间的种种情况。石康喜欢读传记，主要的兴趣似乎是在拿传主与自己比较，并以传主之行状激励自己。但专看外国人的，中国人则不屑。
通过读书，拼命地思索；通过思索，强行总结出了一套看法。这些千姿百态的看法全部以与故事无关的片段的形式嵌在他的小说里，按石康的话说是专为“拌倒读者”而设的“路障”。石康常常说一部小说必须有思想，否则就“没价值”或者“没意义”，这些片段，就是石康小说（主要是《一蹋糊涂》和《在一起》）的“思想”部分。要为这些天马行空般的思绪归纳出什么条条道道，我力所不逮，但我愿意提供一条线索，供石康的书迷们去摸索，石康所有的“议论”或“思想”，我觉得都是围绕了两个词：“意义”和“价值”。有必要提醒的是，似乎与石康的初衷有所差距，石康在使用这两词时，往往是这两个词常识上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哲学范围。这两个词是加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但念咒的人不是别人，是他自己。
有一次，夜里石康开车送我回家，车停在楼下，石康忽然问，老牛，你说哥们现在在文学史上应该是什么地位。那时候石康刚刚写完他的第四本书《在一起》，写作的狂热状态还没有在心里完全平息，就像高烧已经退了，脑子还嗡嗡的。
问出这样的问题，说明石康永远有这样的坦率和真诚，这是写作必备的素质，石康把它延伸到了生活中，至少是好朋友中。石康对于文学的确有股子真劲儿，比如认真，他写作异常刻苦，真是把我们用来喝酒、闲扯、打牌的时间用来写作；又比如真诚，石康总是把自己合盘托出，真正“不揣简陋”，不畏耻笑，无惮于自相矛盾，他常说，有保留的真实，就是撒谎；再比如天真，石康总是不觉地用一种儿童的眼光，把文学当成战场，把他认为好的作家当成必须消灭的对手，赢得读者的景仰，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拿文学挑战自己，全身心写作的人越来越少了。去年年底，石康做了包皮手术。这家伙在自己身上真没少花少功夫，而且每一次还都弄得惊天动地，尽人皆知。做近视眼手术、查爱滋病、割包皮·……说石康有上进心这是对他最大褒奖，他自己也不会拒绝，他对自己的改造不止于心智且延伸至了肉体，这一点不能不让人佩服。好些女人出于自我迷恋，去做整容手术，石康呢？出于让自己作为人能力上更加完美，不惜从自己身体上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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