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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在世上的确不易。英雄与庸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活法，前者总是不断地创造和抗争，努力改变和开拓人类的生存环境，后者却只能顺应命运的安排，于环境的夹缝之中苟活以度碌碌无为的一生。现代人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易，于是英雄时代渐渐远去。当代中国文学终于告别了虚幻的梦境和空洞的英雄气，不再相信人面对世界总是所向披靡，不再自慰甚或自欺，而将人生的艰窘和无奈展示给人们，这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这一方面，新写实小说表现是突出的。看看《新兵连》、《狗日的粮食》、《烦恼人生》、《风景》、《黑洞》、《伏羲伏羲》、《不谈爱情》、《单位》、《一地鸡毛》及《太阳出世》等，哪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深切的同感？新写实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是必然的，因为它所表现的普通人的琐碎人生之烦恼，极易在普通人心中引起共鸣。
但是，当我系统读过一些新写实小说之后，这种共鸣却渐渐有了折扣，并且随之产生了疑问。开始，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对新写实小说中的一些作品难以苟同，随着时光的推移和新写实小说的发展，这原因渐渐清晰起来。原来是因为在新写实小说中，英雄远去之后，人也随之沉没，在英雄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群苟活者，以不同的行为演绎着苟活者的人生哲学。
一
新写实小说写的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它真正完成了由英雄向平民、由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向琐碎生活的转移。在浏览新写实小说的过程中，我一次次被这些年轻作家的艺术才华所打动，被他们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逼真表现所征服，又一次次为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窘况而叹息。在这些小说中，人的确不再是英雄，不再有世界主宰者的权威和神圣。在生存环境和人的生命本能的双重制约和两面夹击之下，人总是那么窘迫，那么无能为力，那么无可奈何！他们无力驾驭自己的命运，无力作用于自己所生活的环境，而完全是环境制约下的一种被动存在物。他们生活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接受灰色生活的教诲去顺应生活的铁律，而不可能去战胜环境、改造环境。一句话，在新写实小说中，作为主体的人在沉没，人的主体精神在泯灭。
作为最表层的表现，这种沉没和泯灭首先表现于文学所描写的生活中。从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可以看到，人已经失去了改造环境的力量，失去了一切有效的主动精神。他们已无须追求什么，也无须奋斗。他们无力作用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因而也无须作任何奢想。在以池莉的作品为代表的一些作品中，人的光环早已经脱落，人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象一个部件，象一个齿轮，只能在整个机器上被动地运转，即使很不情愿，也必须一刻不停。这一切似乎都别无选择。从那些作品中，读者可以充分领略人的现实存在状态，看到人的种种困境，而困境是无法解脱的。读者可以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这里没有英雄，没有豪杰，没有大善大恶，他们都普普通通，干不出什么大事，他们都庸庸碌碌，随波逐流地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当然也有烦恼，有不满，有很实际的生活追求，但却都很想得开，很有自知之明，很会安慰自己，很会适应环境，因而总是能够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无论什么样的境况，他们都能安部就班地活下去。无论怎样活着，他们都不会痛心疾首，当然更不会自杀。他们能够冷静地对待内心偶尔出现的朦胧理想和向往，以一种惊人的成熟和老到克服理想的诱惑而与现实环境趋同。这些人物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就是能够丢掉幻想，面对现实，乐天知命地活下去。
印家厚有很多烦恼，也有很多理想，但总是能够说服自己，为自己找到心理平衡。他有过美好的梦想而没有实现，但他从来也不曾为那逝去的少年梦而生感叹，“他只是十分明白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入非非呢？”他有过真挚的爱情，命运却让他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想起恋人的名字内心就隐隐作痛，但却仍然能够安于现状。小说这样写他：“他背后不长眼睛，但却知道，那排破旧老朽的平房窗前，有个烫了鸡窝般发式的女人，她披了件衣服，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她在目送他们父子。这就是他的老婆。你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吗？然而这世界上就只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记忆归记忆。痛苦该咬着牙吞下去。”这里面饱含着人生的苦涩，但正是在这基于人生苦涩的世事洞明中，人的追求和创造精神象残烛一样化成了最后一缕青烟。当印家厚在人海中经过一天的挣扎而回到家中，那个不能引起他任何激情而且总和他扯横皮的老婆扔给他一块湿毛巾，于是，花前月下的爱情，精神上的微妙沟通等一切充满浪漫情调的向往，都远远离开了这疲乏困顿的人。他甚至感到：“这一切都足够足够了呵！”“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时刻？”如果说《烦恼人生》还写了印家厚的矛盾的话，到了《太阳出世》等作品中，这种矛盾已不存在了，赵胜天们已经不再有印家厚的烦恼，轻轻松松或并不轻松地活着，但已经没有理想的诱惑。
这是一个普遍的印象，从《烦恼人生》到《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可以看到一条发展线索。这种现象也同样表现在其他新写实作家的创作之中。仅以刘震云为例。他在新写实小说家中是最富于责任感的一位，也是离社会政治生活层面最近的一位，因而他的小说至少在表层上与社会问题小说存在更多的联系。但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就会看到他的变化。几年前，《新兵连》等小说还带有一种很强的社会批判锋芒，小说写了人在某种环境中的扭曲和沉没，但透过那悲剧图景所听到的却是作家的叹息和控诉，在那作品的深处还有一个大写的人字。但是，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这个“人”字却已经模糊了，那种强烈的悲剧感也不再显现。《新兵连》中的新兵蛋子们是在一种蒙昧中被扭曲和毁灭的。《单位》和《一地鸡毛》写的却是一个觉醒的知识者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对生活环境一步步认同的过程。小林和他的妻子都有过宏伟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和热切的追求，都曾经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当然也有过知识者的清高和自命不凡。但几年下来，便很快淹没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终日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弄孩子了。“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一辈子下来谁还知道谁？有时小林想想又感到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之后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认识：“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这种认识在《一地鸡毛》中到处表现着。曾经勤奋写诗的“小李白”大学毕业几年后卖起了板鸭，当小林问他是否还写诗时，他的回答是：“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小林的确成熟了，他由替人办事而收了一个微波炉得到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他已开始加入其中。听到老师的死讯他很难过，但立即想到的是：“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苟活者。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苟活者的人生哲学。“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集中表达了这种哲学，在《太阳出世》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活法，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个题目就很说明问题。
二
在小说所描绘的生活世界中有这样一群苟活者，作家们对其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或者说，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对于他们笔下的人物是如何进行审美评价的呢？无论哪个时代，文学都不仅仅是由客观生活因素构成的，无论怎样强调对生活的客观反映，作品的价值也不会完全取决于它所反映的生活。一部作品的优劣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主体的介入和他对其表现的生活所作的解释和评价。描写了什么并不重要，即使所有的小说都去写苟活者，也不意味着作家们都赞同苟活。在作品所描绘的生活画面里人失去了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作家的观念世界里也没有了人的主体的位置。新写实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是真实的，但我一直不愿用真实或不真实这样的概念来谈文学。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法说清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文学都是不真实的，就对生活的反映而言，文学永远无法达到绝对真实；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又可以说一切文学都是真实的，无论多么荒诞不经，无论怎样胡编乱造，都必然地表现着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感情倾向和文化心理。在这里，我们需要寻找的是新写实小说在对苟活者的生存状态的逼真的描写中所透露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因为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考虑，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作品对读者的影响。
这种考察在新写实小说面前必然要遇到困难。这困难就在于大多数的新写实小说都是以一种不动声色、不露感情的冷叙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作者的倾向往往深隐而不露。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在新写实小说的不少作品中，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正在趋同于被描写的人们。当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如此，但起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作品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苟活者及其人生哲学的认同。
在这个问题上，池莉的表现是明显的。她的小说往往通过形象的描绘而用心良苦地劝告人们丢掉幻想，面对现实，乐天知命，而不要在浪漫理想的云端里异想天开。她表现着一种特别的成熟和老练，总在用一种非常含蓄的说教方式告诉人们怎样应付眼前的现实生活，怎样克服不着边际的少年梦而非常实际地凑合着活下去。从《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到新近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可见，作者逐渐不再从主人公所遭受的各种压抑和烦恼中去探索意义，没有张扬生命的价值，也没有体现变革的意向，很少批判和鞭挞，却不少含蓄的赞扬和肯定。她所赞扬和肯定的大都是洞明世事之后的明智之举，是历尽沧桑之后的成熟和老练。理想、抱负、火热的激情、执著的追求在她的作品中失去了位置，当然也就不会得到热情的讴歌。在池莉的创作中，既成的生存方式和秩序是思考一切问题必须依据的前提，一切思考都是在承认既成秩序的规定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人生有许多烦恼，烦恼多是由现实与理想的脱节引起的。因此，解决人生烦恼的途径历来有两种：一是改造现实以实现理想；一是丢掉理想以适应现实。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多地倾向于后者，儒家考虑问题都是在“礼”的框架之内，终日费心用力的是怎样把人安排在既定的礼制秩序之中。道家更善于逃避和解脱，庄子教人做人的学问是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自可“游刃有余”。熄灭理想之火，缩小自我，就不会有被挤压的感觉，就能够轻松地活着。池莉在她的小说中也总是肯定着后一种选择，看来她更多地承载了我们的文化传统。
在《烦恼人生》中，真挚的爱情是美好的，老婆是粗俗而憔悴的，但老婆是印家厚必须面对的既成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他无法逃避的现实，而过去的恋人和今天的情人都不过是一个梦。现实是必须面对的，梦是可以忘掉的。人生如此不易，就更不要异想天开。日子虽然过得不开心，但也还能凑合，这就行了，“已经足够足够了”。在《不谈爱情》中，庄建非的烦恼源于他太浪漫而不尊重既成的生活秩序。为什么不承认婚姻应该门当户对？偏偏找了一个普通市民的女儿吉玲，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是，既然你已经找了她而且结了婚，就应该接受这种现实，好好凑合着维持好这既成的生活秩序。吉玲生于社会下层，硬是高攀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庄建非，那么受苦也是活该！至于庄建亚，总在追求理想的爱情，那就真是可笑而可怜了，所以只有永远找不到配偶。作者通过梅莹现身说法，使庄建非和读者都懂得了应该怎样处理爱情和婚姻，而那全部的诀窍就是面对现实而不要太浪漫。如果有不满足，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婚外恋等方式弥补一下，而什么离婚等等是不必要的。
池莉在《我写＜烦恼人生＞》一文中说过：“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自我设计这词儿很理想很时髦，但也只是顺应现实它才能获得有限的收效。常常是这样：理想还没有形成就被现实所替代。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可以淹没销蚀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这就是池莉的认识，其中渗透着一种深深的悲哀。她悲哀于现实的无情，最后的选择却是屈服于现实、顺应现实。所以她不写那些高扬个性、崇信自我、东碰西撞的初生之犊，不写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而将笔墨和同情给了在现实环境的规定下庸庸碌碌、心平气和地生活着的人们。她所展示的是实实在在不带任何浪漫色彩的人生。她的近作都告诉人们：人就是这样活着，有不满，有烦恼，但没有办法，不满和烦恼都不能改变现实，幻想是没有用的，环境制约着你，你只能去顺应它，除此别无选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池莉等新写实作家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的张承志们。《黑骏马》中的寻找，《北方的河》中的追求，《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痛苦与挣扎，相比之下成了一种天真少年的不知天高地厚，成了一种未经世事的不成熟。而代替这种不成熟的是一颗世故老人被冷灰淹埋的不再激烈跳动的心。
三
如果我们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和流变做一次考察，从人的角度看其发展流变轨迹，大概很容易看到新文学史所划出的一条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曲线。面对这条曲线，我想到了一个很大的论文题目：《人的浮沉与中国新文学精神的流变》。在这个流变过程中，人经历了两度浮沉。从五四时期到四十年代，人经历了一个由浮到沉的过程，从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到今天，新时期文学又匆匆把这个过程重演了一遍。浮的原因大致相同，沉的根源却极不相似。也许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应该留给那篇文章去做，因为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得清的，但在这里对新写实小说所显示的人本精神的沉没却无法略而不谈。
应该承认，这种现象缘于对人的生存态度的清醒认识。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人类对大自然无力驾驭，对生存环境无力改造的古代，在人的自我感觉中，人却是英雄，科学技术的发展助长了这种感觉。可是，当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人类创造出了种种奇迹，甚至人的力量已经足可以在几秒钟内毁灭地球，人却越来越觉得自身力量的渺小，感到对一切都无可奈何。人在面临种种信仰危机的同时对自身的信仰也产生了危机。我们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但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感也同样象瘟疫一样蔓延着，如一片灰色的雾笼罩了人们。人不再是高大神圣的，不再是不可压抑、不可扭曲和摧残的。它重新成为平凡而又平凡的小动物，受制于世界而不可能驾驭世界，创造了一切却又常常被这一切限制和束缚，苦苦挣扎而难于逃出命运的魔掌。因此，个性的张扬，自我的耸立，都成了一种昨夜的梦想；人的解放，人性的完善，也成了一种过时的神话。年轻一代的文学不仅嘲笑生活，亵渎生活，而且嘲弄自己，亵渎自己。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不仅仅出现于新写实小说中，而是在几年前的一些先锋小说中已经出现了。这种人生体验出现在马原、洪峰、余华、格非的小说中，出现在徐星、王朔们的小说中，出现在第三代诗人的诗中，也出现在崔健等人的流行歌曲中。甚至从美术界的创作情况，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迹象，一些年轻的画家常常把人物画成一个个捏扁了的茄子，而不再描绘那伟岸的身躯和俏丽的身姿。它体现着画家们对人的一种认识，反映着现代人对于自身形象的体验和感受。
也许，在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理想主义者的浪漫追求是幼稚可笑的，人的自我高大感是空洞的，一切不实际的空想都毫无意义，因为人毕竟不能生活于幻想之中。但是，对于一些新写实小说所表现的苟活哲学，我却总感到无法苟同。我认为，那是在生存的困惑中所作的一种错误选择。那些新写实作家都显得很冷静，很理智，很成熟，但却缺少一种从更高的高度看世界看人生的气魄，因而便常常让现实的污泥埋住了思想的翅膀。对于既成生存方式的认同，对于现存力量的看重，不仅冷却了沸腾的青春之血，而且妨碍了他们在更高的哲学意义上完成对于人的价值的思考。他们只是凭着一种直觉体验到人的力量的渺小和非人力量的强大，便产生了一种经验式的浅层人生感悟，因而熄灭了执著的追求和寻找精神，远离了昂扬的奋斗热情，而对苟活者投之同情，对苟活哲学表示认可，而且象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妪告诫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女那样，引导人们丢掉幻想而面对现实，顺天知命而不要异想天开，引导人们接受“生活就是这样，不要想得太好”的灰色人生经验。我曾不只一次在文章中高度评价韧性地活着的态度，但面对新写实小说中的这种教诲却感到难以接受。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不乏庸碌之众，历来不乏苟活者，更不乏苟活的人生哲学，还需要文学去鼓吹和说教吗？
我当然不会否认，新写实小说为我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它使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本体意义上的人的生存状态。在某些方面，新写实小说毫无疑问是深刻的。它在勘察生存本相方面成就是空前的，并且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直面社会人生的可贵品质。但是，认识人，勘探人的生存本相，最终不应导致悲观绝望和心灰意冷，不应导致因心灰意冷而对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消极认可和顺应。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了解自身的目的应该是“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一些小说却恰恰在认识了人的生存状态之后，在强大的现实力量面前迷失了。它们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存困境，展示了人类既成生存方式的力量的强大，但不是从人出发对其给予审视和批判，而是明智地对其表示了迁就、认可和服从。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不见了，继之而来的是一种冷静地对待一切的少年老成。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新写实小说的冷叙述方式问题。应该看到，相当一部分新写实小说在其深处是滚动着激情的，在其不动声色的描述中深渗着作者的爱憎。对苟活者不露情感的描写并不意味着对其生存方式和生存态度的首肯。但是，不知新写实小说家们是否意识到，冷叙述方式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由于感情的零度介入，由于作家对笔下人物和生活的不干预状态，导致了广大读者对其生存方式和生存态度的认同。因为在作品中，现实力量的强大得到了足够的表现，使人们感到除了象作品中人物那样于夹缝中求生存之外的确别无选择。关于这一点，我想提请我们的作家们注意，我们所面对的广大读者的水平层次和心理状态。生活的沉重使人们象印家厚那样充满烦恼又无能为力，象小林们那样走向成熟，放弃理想而去追求大白菜。当灰色的雾溢满人们心头时，如果离开了作家的审美导向，对于人生困境的逼真再现和苟活者生存方式的冷叙述，很容易因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强烈共鸣而在接受过程中转化为一种肯定性的审美评价。这大概也是读者接受过程中的一条规律。
写到最后，我自己也感困惑。这篇文章几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断断续续几乎难以完成，因为我不愿意强人所难地指责作家，不愿意脱离现实而大唱高调。谁也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面对新写实小说所展示的人生境况，面对它所表现的人生态度和情绪倾向，面对印家厚、小林们的生活烦恼和最后的选择，我的笔头常常犹豫不决。是让他们顺应环境凑合着过下去呢？还是让他们抱定理想、执著追求、与命运抗争而不同流合污？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做到，只表示一个态度就不容易。即使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今晚来我仅能容膝的小书房向我讨主意，我也会一时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我仍坚持一种非常顽固的信念：文学应该有利于人解放和人性的完善。这应该是文学的最高使命，也是衡量一部作品高下优劣的最高价值尺度。因此，无论如何，文学都应该鼓励人们奋斗追求和创造的精神，鼓励人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与命运进行抗争，应该给人以精神力量，使人昂首向前而不是相反。
也许我的观念太陈旧了，总不愿看到人类的理想之花死心踏地地淹没于烦恼人生的沼泽，然后无可奈何而又心平气和地熄灭。即使希望非常渺茫，也宁可相信其有而不愿相信其无。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对于人生想得越多，思考越深，就越容易陷入悲观。思考人的终极目的，思考此岸与彼岸，人很难保持乐观。但值得注意的是，凡伟大的文学家与哲学家，都总是在彻悟人生之后保持乐观的进取态度，于绝望的废墟上点燃希望之光，为在人生旅途上艰难跋涉的人们提供烛照。这烛光引导人们去奋斗，去追求，去抗争，去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去创造美好的新生活，去实现自身的完美。尽管这路很艰难，很遥远，人类文明却正是在这种过程中被创造、被发展的。如果每个人都于灰色情绪中苟活而放弃一切努力，那么人类的末日也就真的来临了，人类也就真的再无希望可言。
无论生活中的印家厚、赵胜天、猫子、小林们如何生存，我们的作家都不应该放弃对人类前途和未来的思考和探寻。热血冷却，激情丧失，理想泯灭，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作家应该警惕在灰色生活的浸泡中心态老化。作家的心态老化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终结。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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