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茶楼的前身是酒楼，可上溯到清代道光间区永利为最古，有绝诗说：“万瓦鳞鳞雉堞遮，小东门外一帘斜，永安桥畔行人识，二百年前旧酒家。”东堤的襟江酒楼亦古老，其联云：“襟上酒痕多，廿四桥头吹玉笛，江心云色重，万千帆影集金樽。”　　
　　
　　清代同治间，广州开业的茶座初称“居”，叫“上茶居”。好像惠爱路城隍庙口的福来居，太平路的陆羽居，第二甫的茅珍居，三甫的永安居，五甫的五柳居，十甫的陶陶居。及光绪间，“居”改称“楼”，叫做“上茶楼”。怪的是：“如”字号的茶楼涌出，自有其一段来历：光绪元年有陈惠如者，在惠爱中首创了“惠如楼”。后来，谭新义、谭晴波、赵俭生等先后集股开了众多“如”字号的茶楼，如珠玑路的多如楼，三角市的东如楼，海珠路的三如楼、惠福路的南如楼、卖麻街的福如楼、长堤五仙门的瑞如楼，河南堑口的天如楼、一德路的宝如楼，同兴街的九如楼等。　　
　　
　　既然是楼，那地下门市便用来卖糕点饼铒。楼上中间设厅堂雅座，周边设安静套间，茶价也较高，故谚语云：“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蹲）。”　　
　　
　　陶陶居的“居”为何沿用至今而不改称“楼”？乃因其高雅也。粤剧艺人多住在西关，白驹荣、薛觉先常来陶陶居品茗，文化名流亦来此雅集，鲁迅、许广平、巴金就是陶陶居的座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