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地方势力，还是要数民国时期上海滩上的三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在过去的教科书里，这些人简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一切都在重新评价，凤凰卫视做的专题里，他们其实也没那么坏，偶尔还很可爱，事实上也是如此。

    20多年前，张彻拍的《大上海》，杜月笙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参与除掉了投靠日本人的老兄弟张啸林。更有甚者，他派人刺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这样的作为，本应是国民政府的责任，让一个黑帮老大来承担，意味深长。

    上面两个事例，分别体现出“地方豪强”的不同价值和结局。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当时的政府，都属于相对弱势的，弱势政府并不等同于现在提倡的“小政府”，两者间存在一个被动与主动的区别。

    同样的背景下，各种地方势力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不足为奇。广州文澜书院的控制者罗崧藩，占据百年书院这样一个阵地，聚敛社会资源，多行不法，最后被绳之以法，这在80年前政府力量薄弱的广州，是最常见的现象。

    回顾当时的广东省和广州市两级政权，从陈炯明到陈济棠，从孙科到林云陔到刘纪文，哪一任不需要依靠地方势力支撑？这几乎是中国特色了！这里面有一个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如果有人做得太出位，本身的资源又不足以支付行为成本，就会被淘汰出局。1920年代的罗崧藩如此，1990年代的禹作敏也是如此。

    只是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不清楚，为什么清濠公所这样一个公共机构，没有专门的管理者和管理章程，出资出力的那些实体为什么不能善始善终地去监督，却要交给一个同样是民办的书院？以致落入宵小之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团体的管理水平委实低下。

    还有程天固作为工务局长，敢于作为是毫无疑义的，不过他怎么可以执行拘捕嫌犯的事宜呢？虽然“红面阎罗”的儿子在公安局做事，不代表建设规划部门就可以越俎代庖去抓人，这在现在算是“违宪”了。

    最让我困惑的是，罗崧藩虽然是文澜书院的控制者，他的恶行也只是个人的行为，跟书院作为实体并无关联，就是说，书院并没有像上面所说的少林寺一样，进行集体或者单位犯罪，为什么要将书院财产进行拍卖呢？当真要因为一颗老鼠屎糟蹋了一锅老火靓汤吗？